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年4月23日－1851年12月19日）是英国最为著名，技艺最为精湛的艺术家之一，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在西方艺术史上无可置疑地位于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列。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惠桥的泰晤士河》

立志留名皇家美术学院（Royal Academy）的透纳，连续数年吸取风景画及海洋画的既有风格。在1800年之前，这类题材的绘画在学界的档次要比历史题材低很多，但透纳总是乐于打破严格的门类界定，他把含意丰富的叙事引入风景画中，赋予风景画独特的气氛和戏剧性效果，发展了自成一派的历史风景绘画。接着，他在J.R.科森斯（John Robert Cozens，1752~1797）、R.韦斯托（Richard Westall，1765~1836）等同时代画家的水彩画成就基础上，使用了对比强烈的色调，运用了一系列大胆新颖的技法及大幅尺寸，挑战水彩画不如油画有表现力的观点。这种全线进攻，加上对J.法林顿（Joseph Farington，1747~1821）等权威评论家的挑战，使透纳成为年轻一代中一颗耀眼的新星。1799年末，他被选为皇家美术学院的准会员；1802年初成为正式会员，成为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艺术家。他在皇家美术学院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自然引得许多爱好艺术的贵族前来委托他作画，他也就获得了出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并由此接触到了英国最好的艺术藏品，因为英国在1824年之前没有国家美术馆，藏品均在私人手中。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温莎的泰晤士河》

透纳展出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视觉效果，尽管与当时英国的前卫艺术（抛弃了来自于法国的光滑的画面风格）异曲同工，但在19世纪初的几年里，保守的声音开始指责他的风格对他所绘的景象没有什么提高。有批评家在1801年的《箭猪》（Porcupine）上撰文，指责其风格模糊不清，是在“掩饰其轻率”，此后对透纳展出作品的评价也主要以此类诋毁为主。同样重要的是同行们私下对他的非议，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画法缺乏完整性。例如，约翰·霍普纳 （John Hoppner，1758~1810）看了透纳根据1802年首次欧陆之旅所作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的粗糙和缺乏润饰很是惊讶，“要猜想的东西太多了，那感觉就像在盯着燃烧的煤火或一堵旧墙，毫无定形，难以揣摩”。其他如康斯泰勃尔（Constable）、J.诺斯科特（James Northcote，1746~1831）等，则认为透纳的作品“越来越浮夸，离自然越来越远”。

透纳似乎很在意这些评论，因为在1800年代中期，他着手掀起了一场在泰晤士河沿岸进行户外自然光中（plein air）作画的运动，直接感受大自然的原貌，重新思考如何在画中再现这一原貌。当时，英国很多青年艺术家都在尝试户外写生。他们认识到，早前的风景画家，如法国的克洛德·洛兰 （Claude Lorrain，约1604/5~1682）和尼古拉斯·普桑（Nicholas Poussin，1594~1665）都是先在罗马乡间写生，再带着这些习作“片段”，回到画室中进行再创作。透纳认为，洛兰的作品远胜于其法国同胞普桑的作品，是风景画的典范，也许就是风景画的精髓。洛兰作品构图优雅，尽管看来有些刻板，却再现了古典社会的和谐图景，场景与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1790年代，透纳第一次见到洛兰的作品，深受震撼，洛兰对光线的微妙把握令透纳折服，其坦言“无法模仿”。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里奇蒙山和桥》

不过，透纳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毫不讳言地要超越他的榜样，这成了他历史题材绘画的中心任务。洛兰被鉴赏家们视为声望最高的风景画家，大量作品成为英国藏家的藏品，这无疑影响了透纳的奋斗目标。虽然透纳明显在迎合英国藏家的口味和钱袋，却并不满足于仅仅模仿洛兰的作品，而是加入了显著的英国主题，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在他1805年后创作的以泰晤士河速写为素材的绘画中，能看出他在用洛兰式的视角来审视本土风光。在《惠桥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Weybridge，约1806年，Petworth House）、《温莎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near Windsor，约1806年，Petworth House）及《里奇蒙山和桥》（Richmond Hill and Bridge，1808年，Tate）等绘画中，透纳在现实的视角和主题中很自然地寄托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绪。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汤姆森的风弦琴》

实际上，透纳所专注的河岸风光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怀古幽思，整个18世纪一直都有诗人墨客在赋诗兴咏。《汤姆森的风弦琴》（Thomson’s Aeolian Harp）是透纳所作最有洛兰绘画神韵的作品，由里士满山鸟瞰泰晤士河特威肯翰河段（Twickenham），并引用了两位诗人的作品。这两位诗人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和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都曾寓居此地。在早期的一些画展中，透纳在皇家美术学院的展览目录中为自己的作品添上了摘引自文学作品的标题，其中许多来自汤姆森的诗作。有时，他也会加上自己写的诗句，从而使作品意义更为丰富，就像这幅创作于1809年的《汤姆森的风弦琴》。此后的40年中，他一直沿用这一方法，只是引用最多的诗人变成了拜伦（Lord Byron，1788~1824），偶尔也会从自己正在创作但一直没有发表的史诗《希望的谬误》（‘The Fallacies of Hope’）中引摘诗句。[20]如此强烈地寻找一种辅助的表达手段，以弥补单纯的视觉表达，很值得关注，尤其是透纳，常被认为是不善言辞的人。后人或许可以从透纳布满诗稿的日记中猜度他这样做的意图，他力图区分诗人与画家的不同角色。在他所梳理的观点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画家只能描绘他的所见，而诗人的想象却是广袤无界的。然而，这样简洁的区分满足不了透纳的艺术目标，正如E.乔尔（Evelyn Joll）1979年所说，透纳“希望让所有艺术作品都高于自然”，这就需要根据经验和智慧重新整合画面的基本元素。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雾晨》

这一时期，国内的贬斥声音渐具声势，尤以心胸狭隘的乔治·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1753~1827)为首。这位富有的贵族代表了当时鉴赏力的权威，自己也进行艺术创作，但他的绘画理念非常保守。从1806年开始，他就把透纳及A.W.考尔科特(Augustus Wall Callcott，1779~1844)、J.克洛姆(John Crome，1768~1821)等艺术家贬为“白色画家”，对他们画面上鲜亮的银光极为不屑。透纳画面中新出现的这种色彩浅淡变化，源自他抛弃了以深色打底构图的传统手法，转而在白底上作画，这更像用水彩在光亮的表面上作画。这种手法在再现空气的微妙变化时格外有效，比如，在透纳的《雾晨》（Frosting Morning）中，英国冬日的刺骨寒冷似乎从画中扑面而来，在再现光和风景的技法上，透纳的这幅画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在其死后赢得了莫奈的崇仰，莫奈说这幅画是“睁着眼睛画出的”。然而在当时，仍有人难以接受这种前卫的画法。就在《雾晨》面世三年后，散文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对透纳的风景画做了一番评论，他可能考虑到了这幅作品及1812年的《暴风雪： 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认为从透纳的风景画中可以看出，“由于所画的对象是空荡无物的，更加反衬出画家的知识是何等丰富，画笔是何等有力。整幅画画的就是空气、泥土和水”。他的如椽大笔继而总结道：“艺术家乐于回到创世之初的混沌状态，回归到水陆、日夜刚刚分离的时刻，当时地球上还没有生物，也没有硕果累累的树木，空荡荡的一片。有人说他的风景画‘画的就是空无’，我认为恰如其分。”

英国画家透纳著名风景油画《从梵蒂冈远眺罗马》

倾听着评论界的欢呼，透纳开始了他的首次意大利之旅，这次旅行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事后来看，也是向新艺术方向的过渡。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罗马。在那里，透纳曾被误会为宫廷画师，要为摄政王作一批画（但实际上，透纳为皇室作画仅有一次，是在他返回伦敦后不久，创作了一幅描绘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宏伟作品，但未获赏识，现藏格林威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在透纳以及当时的很多人心中，对于罗马的认识离不开洛兰的绘画。不过，早在他1819启程前往罗马之前，他的朋友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就已经指出，透纳是当时唯一能像洛兰那样深刻领会意大利特色的艺术家：“像意大利这样的风光，很适合透纳尽情地展现其雅致的趣味和创造力。这里的和谐氛围，将一切都笼罩在牛奶般的甜美之中，在我看来，只有透纳的优美色调能够表达这种氛围。” 劳伦斯所期待的东西，可以在大幅油画《从梵蒂冈远眺罗马》（Rome from the Vatican）中看到。1820年透纳回到伦敦后不久，就展出了该画。画面前景略显零乱，但整片风景散发着“纯洁、宁静、优美、祥和”的气氛，在透纳看来，这就是洛兰绘画的精髓。

威廉·透纳是英国画家及图形艺术家。尤以光亮、富有想象力的风景及海景而闻名。作为一个多产的艺术家，透纳创作了几千幅素描、雕版画、水彩画及油画。他对光线及色调的兴趣超过形体，这为日后印象派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