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40年，他创作了国画《愚公移山》，这幅画是徐悲鸿画作中的神品，画作将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技巧有机地融会一体，独创了他“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使之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非凡事件，作品问世几十年，至今仍得到人们的喜爱。作为国宝级的油画作品，在长达65年充满传奇的流传中，海外的炎黄子孙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热爱和牺牲精神，终于使这个国宝回到了祖国。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作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作者借这个故事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横长的构图中，挖山者左右横向排列，顶天立地，赤裸着身躯，高举铁耙，挖掘不止。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
1940年2月，甘地到尼克坦访问泰戈尔。在焚香献花、歌唱祈祷的欢迎仪式上，泰戈尔向甘地引见了徐悲鸿。徐悲鸿为甘地画像时，他被这位不屈不挠为民族独立奋斗的印度灵魂人物深深感动，于是充满激情地开始创作《愚公移山》草稿与人物写生。
1941年8月，徐悲鸿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开始创作《愚公移山》。此前数月间，徐悲鸿深入喜马拉雅山区，骑马盘旋于万丈悬崖峭壁的山路，作诗咏怀，并作草稿30余幅。11月，他完成巨幅水墨画《愚公移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后，又创作了油画《愚公移山》。
在人物造型方面，作者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形象，直接用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这是徐悲鸿的首创，也是这幅作品另一颇为独特之处。丰富中国绘画的创作，所绘人物、动物，笔墨放纵，形神兼备，徐悲鸿在这幅作品中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地融会贯通成一体，独创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九方皋》 1931
徐悲鸿先生擅长画马，众所周知。先生的中国画中，如果从数量上来说，画马的作品也有可能最多。在多样的以马为题材的作品中，《九方皋》无疑是成就突出的一幅。
《九方皋》，中国画，作于1931年，宽351厘米，高139厘米，以丰富的笔墨塑造了九方皋这位善于相马识马的长者形象，取材于《庄子·说符篇》，说的是善于相马的伯乐向秦穆公推荐九方皋去寻觅千里马，认为“此其於马非臣之下也”。于是九方皋应秦穆公之命去寻马，三个月后归来，说找到了，但却连这匹马的雌雄、颜色都汇报有误，秦穆公不悦，伯乐却赞叹说：“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因为九方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秦穆公把马牵来一试，果然是天下难得一见的良马。
作品描绘了相马专家九方皋看到牵来的黑色骏马时眼前一亮的内心欣喜却不动声色的神态，显得睿智而器宇轩昂；而居于画面中央的黑色骏马双目炯炯，欣然撒欢，像是适逢知遇，形神兼备，呼之欲出，成为画面的点睛之笔。画面右边、九方皋身后的小丑根本不识马，却故作姿态，从反面衬托了九方皋和千里马。作品借鉴了中西方写实传统，构图饱满宏大，坚实稳定，虚实、开合有度，主次分明，人与马掩映生姿；造型严谨生动，尤其是九方皋与骏马眼睛的塑造，尤为传神，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眼睛）中。” 用笔纵而不乱，墨色浓而不滞，豪放中略带粗犷。大胆吸取西方学院派写实绘画技巧与中国传统的骨法用笔相结合，显示出较为明显的立体感和明暗对比。设色古雅质朴，意境高古，有“思接千载”之感。
《九方皋》七易其稿，据艾中信先生回忆，徐悲鸿对这幅作品比较满意，因为这幅画的寓意应了他“人须无傲气，但必具傲骨”的精神，画面中的九方皋就是一身傲骨气质。作品用意是讥讽当权者不识人才，在当时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现实意义。徐悲鸿本人曾鄙夷地指着九方皋身后的小丑说：这个人其实不懂马的好坏，却摆出那种架势，着实可笑。用他来衬托九方皋的沉着冷静，是创作所需要的。足见先生“一意孤行”的明确立场和人格。
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傲骨嶙峋的野马，他从不画膘肥毛滑的鞍马，他画的马从不带缰辔。有人问徐悲鸿为什么这样画？他回答：“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已者用，不原为昏庸者治。”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巴之贫妇》国画 1937
徐悲鸿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艺术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生，他毕生以复兴中国画为己任，孜孜不倦的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成为一位融中西、贯古今、取得独特成就的大艺术家，他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对中国现代画坛的发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徐悲鸿先生从1937年8月，随中央大学迁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到1946年7月，由重庆乘“民联轮”去南京，经上海到达北平，就任北平艺专校长，他在重庆一共度过了10个春秋。可以说，这10年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完成了他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人物、动物、山水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先生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以人物为主，描绘现实生活、改变泥古不化，千山一面，画中没有人物活动的落后状态。他身体力行，拿起如椽巨笔，绘制了很多锐意革新的杰作。诸如《巴之贫妇》、《巴人汲水》、《牧童》、《跨犊儿童》、《农夫休息》、《愚公移山》、《张采芹像》、《谢女士》、《自写》、《洗衣》等等。
其中的《巴之贫妇》，是1937年的农历除夕，徐先生在嘉陵江畔蹈蹈独行，两岸的灯火已渐渐黯淡下去，在这冬日的江边，有一个捡破烂的妇人背着背篓蹒跚地向他走来。她衣衫褴楼，眼里是因饥寒交迫而绝望的光芒。望着这个可怜的妇人，画家的内心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他急忙将手伸进衣袋，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那个妇人的手中。那妇人双手捧着钱，呆呆地站在那里，眼里充满了吃惊和感激。此情此景，使徐先生想起远在沦陷区杳无音信的老母和弟妹，想起国破的民族，深深地打动了他那颗敏感的艺术心灵。他匆匆跑回宿舍，在寒夜的青灯下，展纸挥毫，默记下那个妇人的形象，这就是日后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巴之贫妇》。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渔夫图》 立轴 纸本设色
1926年秋，徐悲鸿在新加坡筹集留欧资费后回到上海，这是他阔别祖国7年后第一次回祖国。老友，中国现代戏剧泰斗田汉特为他举行了“消寒会”，为他洗尘并祝贺老友回归故土。“消寒会”起自唐代，本为文人雅士冬至之日的聚会，一般与会者为九人，而冬至之日数九，取九九消寒之义。聚会之时，与会者各携笔砚，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随意所适。田汉与徐悲鸿的这次聚会是在深秋初冬之时，当时与会者共九人，所以席间被田汉戏称为“消寒会”。会上老友们把盏举杯，庆祝徐悲鸿7年西游，师从大师，取得西方写实主义真髓而归。赞赏他是首位将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画技法完美融为一体的中国画家，同时还称赞他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大大改变了过去中国画坛盛行的抄袭仿古之刻板腐朽画风。
会后，徐悲鸿创作了《渔夫》。此画堪称中西结合新国画的开山作品、划时代的代表作。在这幅作品中，他改变了以往中国画“以理念作画、以墨为主、以线造型、以书法用笔的千百年不变的传统技法”，可以说具有鲜明写实主义的艺术新风格。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画”从此确立了！
细细品读《渔夫》，颇耐人寻味——笔锋力透纸背，绝妙地描绘出了一老一小两个垂钓者。老者已到花甲之年，几十年的渔樵生活使他的背都累驼了。他赤腿赤脚似在附近垂钓，但也许是在下水田劳作。他常年头戴一顶竹笠，既遮雨又挡阳。他腰中的烟袋和烟斗，也许就是他唯一的嗜好。你仔细看看大师所绘烟斗，不似富人那般镶金嵌玉，只不过是普普通通渔人的铜烟嘴和铜烟锅而已。这就是渔翁一辈子的青睐之物，这又是我们辛勤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代表形象！我们的老渔翁是不爱美吗？没有生活情趣吗？非也！大师笔下那精美的绣有荷花的烟荷包和同样不离身的也绣有花朵的汗巾，证明了渔翁和描云绣花者亦有爱美之心。这精美的纯手工制品，可以大胆想象是没出场的人物——他精于花红的儿媳的巧手细针之作，也就是对面小渔孙他母亲的悉心之作。这老渔翁在作者的笔下其实也不老，你看他四肢健硕，筋骨硬朗，笑颜开怀。劳动人民是仁者，因此常常高寿呢！
小渔童肯定经常受爷爷柳下河边悉心指导钓技，否则不会右擒大鲤鱼，左执爷爷亲制丈余钓竿，来向爷爷报喜：这条大鱼是我自己擒拿上岸！你不信问问同在岸边的张妈、李婶！大画家不仅画出了鱼尚在左右摇尾、张合嘴唇的动态，更描绘出了孩童稚气灵动而会说话的双眼。乌黑浓密的头发上妈妈给戴好的草帽，也在跑动中甩到了背后。描绘孩童的线条圆润而富有变化，他漂亮的衣衫在微风中飘拂着。而老爷爷则满心欢喜，胡子都乐开了花，不由得伸出双手，像是要接那条大鱼，又像是要搂抱一下自己聪明能干的孙儿。而这一老一少从身体各部到手中物品，都有着极鲜明的艺术着墨和线条对比，衬托出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年龄差异，这神来之笔只有神仙方能为呢！
我国各朝代都有《渔夫》这类作品出现，但如此鲜明生动，刻画入微，并远离山水舟楫来直接表现两代钓者心灵沟通的作品，笔者还没有见过。彼时大师回国心情甚好，这里也寄托了画家内心祈盼多灾多难的祖国早日和睦生财、年年有鱼（余）的美好心愿啊！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春之歌》 立轴 设色纸本 1935年作
悲鸿善马，妇孺皆知。他的马之所以能在千百年来无数画马的作品中超迈群雄，主要是他成功地将西画的技法和精神融入了国画之中，注重比例，造型准确，以形传神。悲鸿画牛却非常少见，更特别的是，有关研究专家认为，画中牵牛的牧童是以徐悲鸿的儿子为模特的；而画面上的牛腿，看上去酷似徐悲鸿擅长的奔马的双腿，形成了“牛身马腿”的独特造型。
因此，这幅《春之歌》在古往今来众多画牛图中显得颇为特别，也不同于徐悲鸿本人以往的画作。此画款题“春之歌。大千道兄教正。乙亥，悲鸿”，钤“悲”字印。乙亥乃1935年，是年徐悲鸿40岁，张大千36岁。当年正值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在北平举办昆仲联展，徐悲鸿原拟持赠张大千，但由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院前身）临时决定由徐悲鸿带学生到黄山写生，徐悲鸿未能参加张氏昆仲联展，故此作品仍在徐氏手中。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女士将包括《春之歌》在内的多件悲鸿作品一起捐给国家，长期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后因徐悲鸿子女申请退还部分作品留作纪念，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此幅《春之歌》改由徐悲鸿哲嗣徐伯阳先生收藏。悲鸿、大千友谊深厚，徐悲鸿作画自然格外认真，不但构图严谨，尺幅也十分巨大，是少有的徐氏巨幅作品中的精品。
徐悲鸿水墨人物国画作品《孔子讲学》 纸本设色 109×113厘米 1943
作品取材于《论语》，画面上的孔子端坐正中，睿智豁达的神情表现出思想家的胸怀和风范。他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正在就老师的提问发表各自的见解。画中子路率直而自信，冉有、公西华谦恭大度，曾皙清高洒脱的神情均表现的栩栩如生。
为了强调讲学的主题，画家使用了如锥画沙的刚劲线条，以表现庄严宏毅的情感，环境亦安排的简单朴素。巧妙地运用服装、肤色、须髯、动态的微妙变化进而区别人物的性格气质，于平凡之中充满高贵详和之美。
徐悲鸿极力推崇和赞赏任伯年的人物肖像画，提倡写生，反对摹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