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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与花鸟画的渊源

时间:2018-11-29来源:作者: 点击:

宋代皇帝大都对书画有相当的兴趣,因而宫廷美术创作十分活跃。但宋徽宗堪称是一个爱好书画的极端的例子,他对艺术的兴趣要远大于料理国事。作为皇帝,他政治腐败,生活奢靡,终招来靖康之祸,成为亡国之君。但就艺术而言,徽宗的确是位天赋极高的书画家,也为艺术史作出了极大贡献。在执政期间,他广泛搜集民间的古玩书画,聚集画家,扩充宫廷画院,主持编撰《宣和画谱》。他甚至还将书画列入科举制度,由他创立考试制度来测试画家。画家进入画院后,要进行系统的绘画训练和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有时徽宗还亲自指导画家们作画。宋徽宗将“格物”精神应用在绘画上,要求画师在皇家园林内潜心观察四时花草的变化规律,探究各类珍禽异兽的活动特性,以绘出严谨的作品。

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

【《芙蓉锦鸡图》,宋代,宋徽宗赵佶,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流传下来的徽宗画作有二十余件,包括各种题材样式,其中以花鸟画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徽宗的花鸟画可分为精工和朴拙两种不同风格。花鸟画“工笔”与“墨笔”之分始于五代,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前者为五代宋初的黄筌、黄居则父子,他们的作品“多写珍禽异鸟、奇花怪石”,“骨气尚丰满”,表现出宫廷贵族式的富贵气象。后者是在野处士徐熙,其画“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绘画表现不拘泥于精勾细描,而是信笔抒写,略加色彩,开水墨野逸花鸟画之先河。北宋初期黄筌一体的花鸟画在宫廷中独领风骚,画院以“黄家”画法为标准,这与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以及宫廷装堂饰壁务求华美的需求有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唯一的黄筌真迹,图中画了不同形象的龟、鸟、草虫,描写细致,形象栩栩如生。从这幅珍禽图可知被称为“黄家富贵”的黄筌花鸟的主要技法:先用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这种精细的勾勒填彩法,被宋代院体花鸟画家继承并发展,影响到其后数百年的画坛。

宋徽宗传世的花鸟作品大多是这类精致富丽的工笔风格。《芙蓉锦鸡图》是宋徽宗此类画风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中绘锦鸡、芙蓉、菊花。用笔娴熟精练,双钩设色,描绘细致入微,体法严谨而蕴含变化。画上还有宋徽宗“瘦金体”题诗一首:“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诗里既写出花鸟的美丽,还盛赞锦鸡具有儒家五种伦理品德,赋予作品以文化含义。徽宗进一步完善了黄家的“富贵”体貌,表现物态更加生动自然,刻画精工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构思不落陈套,含蓄巧妙,富有诗情画意,能引发观画者的无限遐想。

在徽宗的传世作品当中,墨笔花鸟画往往易被忽视。毕竟粗率意简的墨笔画在中古宫廷绘画中还是不多见的。赵佶传世的水墨花卉作品如《池塘秋晚图》、《柳鸦芦雁图》等,风格朴拙粗简,多表现林泉小景,芦汀苇岸,意境清幽雅逸,更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两种风格情趣截然不同的绘画出于同一画家之手,显示出艺术上的矛盾性。因此有必要对其墨笔风格形成的源流作一梳理。

宋代画坛另一重要现象是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到绘画创作中来。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师有着迥异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前者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趣味,追求萧散简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史载,徽宗登基之前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不免受其熏陶。而徽宗正是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怀,一改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创作出此类简淡的野趣之作。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芦雁图》是此类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卷首画古柳一枝,柳枝轻拂。枝头树下栖息着四只白头鸦,或俯首,或鸣叫。画面另一端是三只栖息在池塘边的大雁,或饮水,或衔叶,情态生动。全图以水墨勾染为主,敷以淡彩,用笔拙重沉凝,富于对比。粗壮的柳干,细柔的柳枝,大雁白鸦的黑羽白肚,使整幅作品在疏密穿插、黑白对比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不过徽宗特定的皇帝身份,使他的墨花作品虽画江湖野趣,仍带有雍容气质而缺少荒远的意境。画中物象造型的写实严谨也并不与其院画风格脱节。

在徽宗亲笔画和代笔画的问题上,徐邦达先生认为,只有墨笔花鸟为徽宗的亲笔,工细赋彩的作品多是宫廷画师代笔。这种说法尚有争论,不过也可将其理解为对徽宗墨笔花鸟成就的肯定。元人汤蝆在《画鉴》中就评道:“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总之,徽宗皇帝把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画院,改变以往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开元代水墨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其墨笔花鸟画的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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